每個星期三或星期六，街上都會有成年人帶著孩子或穿校服的學生出售旗幟。也許我已經習慣了。直到最近，我才意識到這種名為賣旗的慈善籌款活動是香港獨特的donation hong kong文化。
它之所以被稱為賣旗，是因為它可以追溯到上世紀30年代末。
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，大量難民湧入香港。香港保良局的收容人數急劇增加，並向中華民政府部門報告說，他們希望增加撥款。另一方建議出售花卉籌款以容納難民。起初，花卉籌款出售婦女和兒童製作的紙花，後來由工廠製作。然而，由於成本昂貴，保良局在20世紀50年代將“賣花”改為賣旗。志願者們在街上拿著一個鐵錢箱。收到公民捐款後，他們會給捐款人一面紅旗作為捐款的標誌。
隨著時代的變遷，紅旗變成了“羽毛”。後來，越來越多的慈善團體加入了賣旗，“羽毛”變成了印有慈善團體標誌的愛心貼紙，鐵錢箱也變成了可擕式錢包。到目前為止，只要慈善團體向香港社會福利局提交申請並獲得批准，他們就可以在指定的日期和地區賣旗。
我從小就有“買旗”的習慣。我媽媽說這個小貼紙是一個“愛的徽章”，可以説明有需要的人。所以每個星期六，我都會叫媽媽陪我“買旗”。當我把硬幣放進慈善錢包時，我會感到非常神聖和自豪，並有意識地做了一件非常有意義和偉大的事情。那些志願者姐姐把小貼紙貼在我的衣服上，我會昂首挺胸，回家後很長一段時間都不願意撕下貼紙。後來，我父親給我買了一本貼紙書。我每週都在上面貼上“買旗”的貼紙，上面貼滿了幾本。
我記得我第一次賣旗，穿著校服。一開始，我和同學們聚在一起，不敢獨自去陌生人。我害怕被拒絕。一位中年阿姨看到了我們的膽怯，主動走到我們面前，在幾個學生的籌款錢袋裡投了一枚硬幣，鼓勵我們分散到不同的街道donation hong kong。
後來，我們開始分開行動。一些市民會熱情地走上前來打招呼，一些父母會把錢給孩子，把錢放進錢包裡。雖然我偶爾會遇到一些態度不好的路人，甚至一看到我拿著錢包就低下頭，但大多數人會放慢腳步，主動掏出錢。
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，一名男子被我攔截後，他摸了摸口袋，尷尬地發現自己沒有帶錢包。我說，如果你想做好事，沒關係。之後，他仍然在衣服上貼上貼紙。幾乎沒有，那人喘著氣回頭說：“太好了，你還在這裡！我回家拿錢包。”然後把硬幣塞進我的旗幟錢包裡。
還有一次，我和幾個同學在十字路口的不同街角賣旗。從遠處看，我們看到一位老師來找我們。我們像獵物一樣蜂擁而至，試圖讓老師把硬幣放進我們的籌款錢包裡。“別擔心，別擔心，一個接一個地來！”老師一邊說，一邊把硬幣一個接一個地放進我們的籌款錢包裡。不到一分鐘，老師的黑色t恤就佈滿了“波點”圖形，這是我們貼的愛情貼紙。多年後，老師告訴我們，事實上，那天他知道我們在“賣旗幟”，並假裝路過來為我們歡呼。
香港有句話叫“越多越好，越少越無拘無束”，意思是捐款越多越好，但越少越好。香港沒有具體的賣旗金額。大多數人會捐一兩元硬幣，有些人會捐10元、20元或100港元紙幣。賣旗專用錢包的開口設計很窄，只能投一枚硬幣或一枚紙幣，不能徒手取出。
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有關部門對慈善籌款有非常嚴格的監督。慈善團體一般由私人領導，但管理結構應由公共代表、行政管理人員和政府代表共同組成。行政管理人員負責慈善團體的經營管理，並向公眾組成的管理決策機構報告；政府代表需要解釋相關政策並提供補貼。
為保證透明度，賣旗日籌集的捐款由協力廠商見證點計算，然後按照活動指導公佈資金和用途。賣旗的成本不得超過籌集資金的10%。組織者必須制定籌集資金和支出的結算表，由執業會計師核實，並將核實副本提交社會福利部門。福利部門通常在每年上半年公佈下一年的銷售日期和申請規則。
過去，香港的賣旗活動僅限於週六上午，每個團體只能在香港島、九龍或新界進行。然而，隨著慈善團體的增加，香港政府將“賣旗日”增加到週三和週六，大型慈善團體可以在香港籌集資金。
微風吹過，搖曳著樹梢，沙沙作響，樹葉慢慢落下。另一個“賣旗日”，街上路人的衣服上貼著愛心貼紙。空氣中傳來陣陣花香，蟋蟀在鳴叫，仿佛在講一個美麗的故事。我輕輕踩在覆蓋著金葉的小路上，發出吱吱的聲音。這是秋天的交響樂。這是收穫的季節，也是香港街頭美麗的風景。
